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跌入谷底。帝国瓦解，精英们再也端不起天朝上国的架子。但此时他们已经人过半百，只能是让子女们去远渡重洋了。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些以中国文化为资本的文化家族，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转型，送子女去西式学校，尤其是直接跨海求学，大部分家族就没落了。而一些平民子弟或小知识分子家庭，则在此时，借助西洋知识以及相关人脉资本迅速崛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上海滩的宋氏家族。此外大家看看现在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多是20-40年代的第一代留洋知识分子的后代。当然，新中国还造就了红色家族，他们也迅速将革命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他们的第二、第三代子女大多是新中国重点大学和留苏学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洋学生和在国外移民定居者，红色家族几乎复制了清末民国时期权贵们积累社会资本的所有模式，而且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完成的。现在他们已经和国际上流社会接轨了。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新型国家，说白了就是建立一个体面的国家来维护国民的基本利益。当时还在帝国立宪和革命之间选择。但显然革命成为选项。但革命之后的国家并不稳定和成熟。这和土耳其的情况以及俄罗斯的情况可以类比。三个国家都是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但土耳其和俄罗斯转型成民族国家并迅速稳定了。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三个国家情况类似，土耳其以帝国瓦解，形成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为代价，当然其国内还是有库尔德人问题。但相比较其放弃的辽阔帝国疆域，库尔德人问题基本上就不算什么了。同时土耳其还是形成了以前帝国时期遗留的军队精英分子集团为核心形成了新国家的领导骨架，而新国家在对外政策采取了相对比较明智的策略。因而国家得到了世界大国势力的承认和包容。俄国也是以帝国瓦解为代价，但俄国与土耳其情况不同，它在地缘政治上在东面由于中国和西亚充当地理缓冲，因而它的西伯利亚和中亚腹地没有受到西方大国的觊觎。但它西面，也就是欧洲部分则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溃败，或者说那是它的精华部分。它在波兰、西乌克兰等地都溃败。所幸的是由于欧洲列强在一战后损失巨大，加上中欧和东欧的缓冲，因此俄国的本部基本没有受到冲击，而且它在东方的辽阔的殖民地基本没有遭到损失，这完全要拜托当时中国衰落。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大或者一般的帝国，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条件下，其中亚的大部分，至少是咸海以东将归中国所有，其余部分将独立，成为中俄和西亚的缓冲地带。而中西伯利亚以东将成为中国的领地，西西伯利亚将成为中俄的缓冲地带。但当时中国自己还是列强驰骋之地，因此俄国逃过一劫。值得指出的是，俄国同样也有一个政治集团精英，这就俄共，它们是在俄国内战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并在此之后带领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取得二战分赃的资格。成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
反观中国清末革命，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漫长的革命过程中，显示出是一批乌合之众在搞革命。而北洋集团其实很类似土耳其的凯末尔军事精英集团。但北洋集团没有成功地掌握政权，并形成对国家的持久控制。在土耳其，军事精英集团成为国家稳定和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但北洋集团的溃败之迅速让人感觉它几乎就是满清遗留下来的大便。让人感到毫不可惜。
当然这样说有些情绪化。北洋集团的瓦解是有诸多因素的。例如在外它没有缓冲地带，因此它受到的列强干扰就比俄国要严重的多。但是它没有采取土耳其策略，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国民政府还会谈。 直接和间接的干预。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两股干预中国的势力其实是日本和俄国，其他都是间接。我们似乎更恨日本，但没有想到，俄国是改变中国近代史命运的国家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其实始终排名不到前五。如果没有俄国扶植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并将国民党军事化，帮助其办军校，北洋政府是不会垮台的。这一点不要相信教科书的神话。孙中山走投无路，在西方列强那里找不到合作者，才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但其中有一个条件是与中共合作。但孙中山当时眼中中共不过是几十个年轻人，很容易被国民党整合掉的。因此没有在意苏联的合作条件。但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养虎为患。
确切地说，苏联扶植起来的是国民政府是一个左翼的军事化的军人政府。苏联的目的无非是一个上限和下限。上限当然是扶植亲苏的共产党政权，但下限则是扶植一个不反苏，或者至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是成功的。国民政府上台后，虽然不亲苏，而且反共，但绝对不是后来教科书所说的英美走狗。其实它更像现在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政府，而且还是左倾的。因而必然是反英美日的。这在政治格局上是对苏联有利的。但事实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害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在抗战之初十分孤立，只有苏联援助。直到后来日本和德国结盟了，英美才把中国看出同盟。
在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一直替苏联在东亚当人肉盾牌。其实当时民国最佳的外交策略就是和日本、美国、英国结盟，对付苏联。因为苏联侵占了外蒙和新疆。但由于孙中山的党派之争，导致国家策略倾斜错误。使得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调和余地，同时又和英美采取激进的民族革命立场。在30年代，试想，一个弱国搞激进民族政策，能得到什么呢？结果是成了炮灰。
首先是日本忍无可忍，只得采取战争手段获取自己的利益。而英美袖手旁观。苏联隔岸观火。中国人水深火热。虽然说，弱国无外交，但不等于没有大脑去搞外交。试看二战后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弱国，但在国家利益上都是相对最大化的。而中国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简直令人扼腕。还不如托管，可以让老百姓少受点灾难。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充当了苏联在东亚的人肉盾牌，国民政府没有及时调整与日本的关系和英美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不同的，顾总的来说，对日本相对要更加低姿态，因为日本的强大和威胁就在眼前，中国必须采取合作的姿态，顺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接受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这样听起来似乎很走狗。但以当时的实力难道中国要立刻和日本开战才是爱国吗？大约死得更惨而已。其实我们发现，日本一开始对中国的利益诉求也不是直接军事占领和同化，而是建立在工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期待下，中国与日本展开经济合作，是可以建立某种互利型的经济模式。减少冲突和对抗。同时通过安全条约，降低风险，赢得工业化的时间。这样日本可以把军事的注意力放到对付苏联上去。可笑的是，中日的问题其实不是中国抗日，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和日本经济无法协调，以至于日本经济危机无法通过中国市场得到缓冲，中国低端经济也无法通过日本衔接，两国经济没有有效互动，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民族主义分子扇动抗日情绪，破坏两国合作的民间基础。试问，苏联扶植了国民政府后，中国和苏联经济之间有无有效的互动，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积累能得到苏联的保障吗？国民政府能得到苏联的安全承诺吗？
当然国民政府和日本即便不是建立同盟关系，也可以建立相当友好的关系。但在中国，似乎中日关系一直被描写得很恶劣。但我认为这是教科书的扭曲。日本是有势力希望和中国建立某种友善的关系。比较合适的对象其实是北洋政府而不是左倾的民族主义的民国政府。‘
民国政府和日本建立某种友善的非敌对的关系之后，还可以和英美建立友好关系。其前提就是必须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冲动。遵守当时的国际法规则和秩序。但问题就是革命是打破秩序和规则的，必然遭到既定势力的敌视。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惜的是，在东亚，苏联人把中国人推到前台当替死鬼。而自己偷偷在台后寻找机会和美英做交易，定规则。这就是傻帽们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从来都是幕后交易决定一切。
在30-40年代。日本是东亚最强力量。但它又不足以强大到主宰和制定规则的程度。这很有点类似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中日力量对比还没到当年日中力量对比的程度。因此中国的愤青们，至少还不可以像当年的日本狂热分子那样张狂吧？因此国民政府是可以引入英美的力量来制衡日本的。正如现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所做的。可是我们看到30-40年代国民政府干嘛呢？在实现总理遗愿呢！那套政策主张恰恰是反帝反殖的。是孤立主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抗战之初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当美国开始支援中国的时候，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之所以在抗战之后迅速垮台，其实是因为它执政以来长期错误的内政外交，已经丧失了民心，让国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民众抛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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