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历史局限和阶级偏见,左宗棠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总观其生平,其主要功绩是在帝国列强瓜分中华之时,他以大智之言,力排朝廷重臣之昏庸众议;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收复新疆之壮举,国人称快,造福子孙,亦令侵略者震惊,举世刮目相看!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于张骞、班超并架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 不得不承认,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提到左宗棠,就必须得铭记这样一段悲惨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破了中国大地古朴田园生活的平静,也打开了与世隔绝、千年封闭的中国大门。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英、法等国从海上大肆侵犯中国。睡在中亚大陆旁边的北极熊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蠢蠢欲动,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新疆及西部广大地区。鸦片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就已侵占了我国西北部的斋桑湖地区和浩罕、布哈拉等中亚小汗国。趁鸦片战争中国处于劣势的境况,沙俄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塔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由于沙皇军官宣称,对中国要用大炮来发言,所以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章程》,沙俄得到了在伊犁、塔城地区的通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等特权。 沙俄在鲸吞了我国的古尔班玛图(今阿拉木图)等地之后,进一步强占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深入中国境内750公里,割去我国这片领土上的许多地方。现在划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864年归属沙皇俄国的。
就在1864年,清朝在沙俄军队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丧权失地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同时,新疆各地也卷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的各民族反清起义浪潮。封建宗教头目趁机而起,新疆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把新疆搞的南北分裂,民不聊生。
新疆寇深祸急,早该出兵西征了。但腐败的朝廷还在争论不休,待兵不发。为了收复新疆,“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 对于这次西征,左公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他排除一切干扰,既整顿了军队,减少了冗员,又整肃了军纪,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出关西征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经过整顿又自愿出关的官兵,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军队。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指挥战争。清朝大军挥师西进,铁骑千万里,烽烟滚滚。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华采的乐章。左宗棠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戎机顺迅,实史传罕见之事。”
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治理好大西北边防,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 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正当左宗棠在哈密积极准备收复伊犁的反侵略战争时,在投降派的破坏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攻克伊犁的决心,以“现在时事乱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下诏将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调回北京。左宗棠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给刘锦棠后,怅然离开哈密。 正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但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 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但此时左宗棠已不在新疆,而是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之功,实不可没。